《左傳》的民本思想是怎樣體現的

2021-03-08 01:15:46 字數 5200 閱讀 7320

1樓:匿名使用者

萌芽於三代而形成於春秋之際的民本思想 ,是我國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內容之一。作為記載這一時期歷史的「信史」———《左傳》 ,比較集中而深切地反映了這一思想 ,文章通過對左傳中民本思想的考察 ,闡述了春秋之際民本思想中關於神、民關係和君、民關係的認識 ,以及處理這種關係的思想 ,指出 :民本思想的出現 ,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 ,是社會進步的標誌之一 ,但其本質仍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既定秩序。

2樓:匿名使用者

一、《左傳》的成書

1、《左傳》是《春秋左氏傳》的簡稱,又名《左氏春秋》。相傳《左傳》是為《春秋》作傳解的著作,作者是左丘明,但後人對此頗有疑義。

2、《左傳》的記事上起魯隱公元年(前722),下訖魯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基本與《春秋》重合。大約成書於戰國早期,編定者應是一位儒家學者。

3、《左傳》當時即有寫本,長期單行,與《公羊傳》《穀梁傳》並稱《春秋》三傳。西晉以後經傳合一,成為今日所見的面貌。

二、《左傳》的史觀

1、《左傳》繼承了《春秋》懲惡揚善的良史精神,站在儒家的立場上總結歷史經驗,對歷史人物和事件作出評價,為後人提供歷史的借鑑。

2、人本精神和民本思想是《左傳》傑出的思想特徵,體現了作者進步的歷史觀念,也是當時社會現實和思潮的反映。人本精神是對神權意識的顛覆,《左傳》提出了「民為神主」的觀點;民本思想則表現為對民意的重視,表達民為邦本,民重君輕的觀點。

三、《左傳》的敘事

《左傳》雖然是一部歷史著作,但是它記事詳贍,文采生動,與質樸無文的《春秋》、《尚書》大不相同。它的敘事特色可以從以下四方面來看:

1、文學性的剪裁和歷史事件的故事化。

文學性的剪裁,是說它既敘述了歷史事件的真實面貌,又善於使所傳達的事件意趣盎然,而避免枯燥乏味的流水帳式的記述。歷史事件的故事化,是說《左傳》在敘述史實時常常借助於人物形象的描寫,描繪他們的言語、行為和彼此之間的關係,有的甚至帶有**、戲曲的色彩。

2、人物性格神形畢現,有立體感。

《左傳》雖然未以人物傳記的形式記錄歷史,但是在敘述歷史事件時十分注重刻畫人物。其中如曹劌、先軫、弦高、子產、晏嬰等等都是很生動的形象。更可注意的是,《左傳》不僅能夠寫出人物的特性,而且注重刻畫人物性格的多個側面,有的甚至能夠寫出人物性格的發展。

《左傳》主要運用對話、行動來表現人物,而絕少描寫人物的外貌、心理等主觀靜態的特徵。

3、生動的場面描寫和傳神的細節描寫。

《左傳》以擅長敘寫戰爭著稱,它記錄了春秋時期許多大大小小的戰役,而往往注重對雙方戰前謀劃的敘述。如晉楚城濮之戰前錯綜複雜的外交策略的鋪陳,即是一例。而描寫戰場的場面則以簡潔生動見長。

如晉楚邲之戰,寫被楚軍擊潰的晉兵爭舟渡河,自相攻殺,結果「舟中之指可掬」,倉皇之態畢現。

《左傳》的敘事和寫人,運用了很多細節描寫,極為傳神。如**崤之戰後,晉襄公放走了秦國的三帥,元帥先軫大怒痛斥,「不顧而唾」,表現了他的深謀遠慮和暴躁性格。又如晉楚邲之戰,晉軍逃兵的兵車陷進坑中,追擊的楚人教他們抽去車前橫木,又教他們拔掉旌旗,去除車軛,輕裝出逃。

晉兵一邊逃跑,一邊回頭嘲笑楚軍,說自己不向楚兵經常吃敗仗,所以才沒有逃跑的辦法。這個細節把晉軍的慌亂狼狽,楚軍的從容悠閒,以及晉軍的戲謔可笑,統統表現得惟妙惟肖。

4、《左傳》還善於敘寫外交辭令,理富文美。如陰飴甥對秦穆公的答辭,既承認晉國曾經有負於秦國,又表明晉國上下同仇敵愾,絕不屈服;既表示晉人對晉惠公被俘的憂戚,更闡明了秦國必須釋放晉惠公的道理。深入對方的內心,把握其心理,言辭端正委婉,不卑不亢,道理充分,分寸恰當,使對方不得不折服。

其他如《燭之武退秦師》、《知罃對楚王問》、《呂相絕秦》等等都是著名的例子。

《左傳》的這些文學成就,對後世文學,尤其是**的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左傳》的「民本」思想是怎樣體現的

3樓:匿名使用者

《左傳》中的民本思想主要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君權的根本在民.例如,《左傳》哀公元年記,吳師伐陳,因為十二年前吳先王闔廬伐楚時陳未肯站在吳的一面.「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

『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指吳王夫差)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

『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災癘,親巡孤寡而共其乏睏.

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

今聞夫差,次有台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仇,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左傳》的「民本」思想是怎樣體現的?

4樓:巫巫巫

《左傳》中的民本思想主

要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君權的根本在民。例如,《左傳》哀公元年記,吳師伐陳,因為十二年前吳先王闔廬伐楚時陳未肯站在吳的一面。「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

『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指吳王夫差)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

『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災癘,親巡孤寡而共其乏睏。

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

今聞夫差,次有台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仇,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十二年前吳伐楚,入其都城郢,楚幾乎亡國。這時吳王夫差的兵力看樣子比闔廬時更強,所以楚國的大夫們大夫們一見吳出兵就感到震驚。這並非是全無理由的。

可是唯獨子西看到了問題的深層實質。他指出,闔廬之強,全憑愛惜民力,從而得到人民的效力;夫差之「強」,則靠濫用民力,從而在實際上是在為其自身的失敗準備了條件,當然對楚也不能成為真正的威脅了。子西看到了乙個國君的權力的盛衰存亡最後取決於人心的向背,說明了君權的真正基礎在民。

第二,立君的目的在於保民。例如,《左傳》文公十三年記:「邾文公卜遷於繹。

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

『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

』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

『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

』遂遷於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

『知命。』」

這種思想的乙個重要特點是:不可以無民,也不可以無君。立君為民,民為目的,是重要的;但是無君即無以達到為民之目的,所以君也是重要的。

這裡也有君民之間的張力關係,《左傳》作者在這種關係中仍保持其以民為本的思想傾向。

第三,如果君不稱職,民可以批評以至反抗。例如,《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記:「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

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

『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

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

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

』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

』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這一段文字既說明了子產主張讓人民批評執政者的思想,又說明了孔子對於子產思想的贊同。子產以為,執政者只有聽見人民的批評,才能及時地改正錯誤,才能利民;而利民才可以避免人民的反感的積累,從而才能避免大的政治動盪。這可以說是既利民,又利君。

而在這君民張力的關係中,子產和借孔子的話來表達自己思想的《左傳》作者堅持了以民為本的思想傾向。

又例如,《左傳》莊公十八年冬記巴人伐楚,次年春又記:「楚子(指文王)御之,大敗於津;還,鬻拳弗納。遂伐黃,敗黃師於踖陵。

還,及湫,有疾;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於絰皇。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

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

楚人以為大閽,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

『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鬻拳對於自己的國君,一方面敢於實行兵諫,以至在國君戰敗時拒其回國;另一方面,在做了這些事以後,又十分惶恐,以至自刑、自殺。這顯然是一種很矛盾的現象,其原因何在?當他兵諫和拒君的時候,他是認為國君沒有盡到國君的職責,因而必須用一切手段來督促或迫使國君盡其職責;當他對國君實行暴力以後,他又認為自己犯了辱君之罪,因而不敢自愛而自刑、自殺。

正是因為他自覺地認識到後一點,所以他在做前一點的時候也並非自肆害君,而是出於愛國愛君之忱。《左傳》作者假「君子」之口說鬻拳愛君,道理就在這裡。不僅《左傳》作者認識到了這一點,楚人也認識到了這一點,不然,他們就不會讓鬻拳的後代繼承他的官職以表對他的報答了。

從這一件事又可看到君民之間的張力關係,而《左傳》作者在這種關係中仍然是以民為本的。

又例如,《左傳》昭公三十二年記,魯昭公流亡在外多年後死於幹侯,晉國大夫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罪,何也?」史墨回答了一大套話,其中最重要的是,「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

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

』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

趙簡子(鞅)看到魯君被季氏流放而死於外,以為是不正常的,而魯國的人民卻無異議。他於是問史墨原因何在?史墨的回答很明白:

首先,從邏輯上說,國君而不勤民,就是未盡為君之責;為君而未盡為君之責,自然會被人民遺忘;被遺忘了的國君流死於外,自然不會發生人民的**。從歷史角度說,改朝換代,君臣易位,自古以然,為什麼會有這種變化呢?終極原因還在於君是否能盡其為君之責。

君不忘民,能勤民事,民亦不忘其君,這樣君位就可以維持下去;否則,君位就不能維持下去。這裡再現的還是君民之間的張力關係,而《左傳》所引的史墨之言仍然重在以民為本。

更能說明《左傳》作者民本思想的是宣公四年關於弒君的凡例:「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所謂「稱君」,就是只寫被殺國君的名字,不寫殺君者的具體人名,而寫某國或某國人弒其君。

古人以直呼其名為不敬,稱君之名就表示此君不足敬,已說明其無道;不寫具體殺君者的人名而稱某國或某國人,則說明此次殺君並非某個人的行動,而是國人對此君都已不能容忍,皆有殺之之心。在這裡最值得注意的是,凡國人皆曰可殺的國君被殺,就不是殺君者犯了罪,而是被殺的國君無道而該殺。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被殺的國君違背了其為君的職責,即君以保民的職責。君與民在這裡同樣處於一種張力關係之中,《左傳》的弒君凡例在這種關係中顯然以民為本。

死時劉安尚未封為淮南王,所以偽古文《五子之歌》「民為邦本」之說非始出於《淮南子》,而出於上述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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