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改革對中國經濟有何意義

2021-03-04 00:25:11 字數 5628 閱讀 4611

1樓:匿名使用者

鋼鐵、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鐵礦石、有色金屬等幾大行業,虧損面已經達到80%,產業的利潤下降幅度最大,產能過剩很嚴重。截至2023年12月初,幾大行業的生產**指數(ppi)已連續40多個月呈負增長狀態,這幾大行業對整個工業ppi下降的貢獻佔了70%—80%。

由於產能過剩的企業佔據著大量人力、資金、土地資源,使得生產以及運營成本居高不下,制約了新經濟的發展。因此,勢必要建立有效的過剩產能退出機制。「殭屍企業」不退出,企業轉型就不可能實現。

「殭屍企業」都普遍處於一種按兵不動的「熬」冬狀態,或在等待來年形勢轉好,或想把這種情況拖下去移交給下任解決。而領導層則希望其能夠騰「籠」換「鳥」,這其實是很困難的事。

供給側要通過產業的調整,通過創新,來提高生產率,來適應市場需求的結構變化。通過結構性改革調整,應該對2023年經濟的增長有乙個樂觀的預期。[1]

中國供需關係正面臨著不可忽視的結構性失衡。「供需錯位」已成為阻擋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最大路障:一方面,過剩產能已成為制約中國經濟轉型的一大包袱。

另一方面,中國的供給體系,總體上是中低端產品過剩,高階產品供給不足。因此,強調供給側改革,就是要從生產、供給端入手,調整供給結構,為真正啟動內需,打造經濟發展新動力尋求路徑。[4]

傳統的先增長後治理、追求增長忽視公平等發展方式失去了可持續性,必然走到盡頭。

新常態下,結構調整是一種大邏輯、大格局、大趨勢,是中國無法迴避、必須進行的一場變革。

結構性改革是改革的重頭戲,也是考驗中國經濟能不能轉型公升級的關鍵。積極發現培育新增長點,需要結構性改革來推進,需要在需求結構、投資結構、城鄉結構、區域結構、產業結構、分配結構等方面發力。

2樓:蝸牛亂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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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側改革」對中國經濟有何意義

3樓:十

從字面理解,「供給側」就是相對於需求側,涉及供給的各個方面。上世紀70年代發軔於美國的**學派是「供給側」經濟研究的先聲,並在大約10年時間裡成為日後有名的「里根經濟學」的基礎之一。**學派的誕生建立在反對凱恩斯主義的基礎上。

凱恩斯主義的核心是注重需求側的管理,通過刺激需求達到經濟調控目的,其典型工具是貨幣政策。儘管凱恩斯主義被一再證明在短期內確實行之有效,但長期來看,一味擴大需求會導致持續通脹,進而導致經濟停滯。這正是里根和戴卓爾夫人上世紀80年代在美、英上台時面對的局面。

在當時的冷戰背景下,美英的通脹和經濟停滯具有格外的政治放大效應,因此引發了學界和政界的反思。**學派針對凱恩斯主義的弊端,提出了通過提高生產能力促進經濟增長,而不是通過刺激社會需求促進經濟增長的主張。基於這個基本認識,通過減稅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成為供給學派最鮮明的口號。

里根上台後,於2023年將供給學派的主張結合貨幣學派的主張一起運用到經濟管理中,並分解為削減不包括軍費在內的財政開支,對企業和納稅個人實施大規模減稅,減少對企業的干預,嚴格控制貨幣**量等措施。這是「供給側改革」的第一次大規模實踐。

從里根經濟學的實踐效果看,總體是正向的。里根時期,從2023年12月至2023年5月,美國經濟持續增長65個月,2023年,美國一度實現預算收支平衡。在此後的30年中,美國只在柯林頓時期再次做到這一點。

此外,美國的通脹率也由13.5%回落到低於5%。在更大的視野中,供給學派經濟思想佔重要位置的里根-戴卓爾主義,因為度過了經濟停滯危機而在冷戰後期與前蘇聯的對抗中佔據了主動。

不過,雜糅供給學派和貨幣學派的里根經濟學,也有負效應。比如,減稅計畫導致里根執政期間赤字從一度平衡走向失衡,因為大企業受普遍減稅的益處更多,里根時期美國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

自柯林頓時期以來,出於平衡赤字的考量,供給學派失去了實踐舞台。2023年金融危機以後,全球主要經濟體重拾凱恩斯主義,著重用貨幣政策刺激需求。到今天,其弊端再次凸現:

歐洲沒有因為貨幣刺激解決債務危機,日本「**經濟學」邊際效應遞減,貨幣戰隱患出現。這說明,無論哪種經濟思維,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靈丹妙藥。這也意味著,中國新提出的「供給側改革」,必然要汲取國際實踐的經驗教訓,作出符合自身實際情況的詮釋。

改革只能是「中國經濟學」

美、英等國的供給學派思維實踐,儘管能為中國的「供給側改革」提供借鑑,但無論在內涵上還是路徑上都會有很大不同。

無論是供給學派、貨幣學派還是凱恩斯主義,在各國的經濟管理中都不可能單項使用。

上世紀80年代美、英等國的供給學派思維實踐,儘管能為中國的「供給側改革」提供借鑑,但無論在內涵上還是路徑上都會有很大不同。這是以下幾個因素決定的:其一,中國進行「供給側改革」的經濟形勢與里根時期不同。

里根推行供給學派主張時,美國經濟增長率為負,通脹率為兩位數。而今天的中國經濟仍保持著主要經濟體中相對的高增長勢頭,通脹風險尚未出現。其二,國際背景不同。

里根對供給學派的應用,有冷戰這一重要考量。而今天的國際背景沒有冷戰因素,各經濟體之間的融合程度達到空前水平。其三,發揮空間不同。

經濟形勢的差異,決定了中國實施「供給側改革」具有更大的空間,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偏靈活的貨幣政策使用的空間更大。這意味著中國實施「供給側改革」,交叉運用各種政策工具的空間更大。其四,著力點不同。

里根時期的「供給側改革」,乙個主要著力點是「減」,減少福利開支就是其重要組成部分。而中國的「供給側改革」主要著力點在於「改」,比如在福利開支方面,從目前的政策運用看,不僅不可能減,相反會繼續增加社會福利的投入。

最關鍵的是,中國具有與美國不同的經濟管理傳統,面對的是不同的經濟現實情境。什麼是中國的經濟現實情境?一方面,供給側不足的弊端已經凸現。

在投資面臨邊際效益遞減、出口面臨外部環境不穩定考驗的情況下,刺激消費內需成為拉動經濟增長「三駕馬車」中最重要的一駕馬車。然而,網路消費和出境消費的迅猛增長表明,消費內需已得到足夠的刺激,關鍵在於沒有轉化為拉動經濟增長的內需,許多消費力轉為外需。不強化供給側管理和改革,就無法聚集經濟增長的動能。

另一方面,現實中還存在供給側不足的許多因素,制約了經濟增長。比如,許多低效或無效產業、企業佔據了過多的生產資源,只能「賠本賺吆喝」;舊的調控手段限制了正常的消費內需;滯後的制度因素抑制了企業活力,等等。

這決定了,儘管在減稅、減少**干預、防止貨幣發放無序增長等方面,中國的「供給側改革」很可能與美國的供給學派理論和實踐有相似之處,但不會是供給學派理論的照搬照抄。中國的「供給側改革」,只能、也一定是針對中國經濟現狀的改革。

改革涉及的重點領域

產業層面、調控層面、財稅制度層面、資本層面的新部署,勾勒出了「供給側改革」的重點領域和規模。「供給側改革」是面向全域性的戰略性部署。

歷史經驗表明,劃定重點領域,進行重點突破是讓改革達到最高效率的最好辦法,越是針對性強的改革越是如此。那麼,「供給側改革」的重點領域是什麼?

10月8日至10日,**財辦主任、國家***副主任劉鶴在廣東考察時的講話,給出了部分回答。劉鶴表示,要大力推進市場取向的改革,更加重視「供給側」調整,加快淘汰殭屍企業,有效化解過剩產能,提公升產業核心競爭力,不斷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要把增強企業活力放在突出位置,堅持基本經濟制度,引導好社會心理預期,重視產權保護和智財權保護,完善商業法制,切實發揮企業家重要作用,著力營造扶商、安商、惠商的良好市場環境。

這預示著,在產業層面,淘汰殭屍企業,化解過剩產能,激發企業活力,將是「供給側改革」的重點領域。

「供給側改革」對中國經濟有何意義

4樓:浩雲

它的主要意義體現在改變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比如以資源和要素為核心的低端、勞動密集型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為主的內涵式經濟發展模式。

主要體現在:

伴隨落後產能的淘汰和技術公升級,傳統低端產業將高度集中,大部分的不符合趨勢的中小企業會淘汰。

高新技術產業迅速發展比如高階裝備製造業、網際網路經濟產業迅速發展。

企業發展的核心將變得注重技術、質量、效益和人力資本並重。等等。

「供給側改革」對中國經濟有何意義

5樓:勝華電纜技術官

供給側改革的「喜」:1)虧損最嚴重的30%企業對2023年經濟指標的拉動:固定投資僅0.

5個百分點;消費僅0.7個百分點;2)虧損企業的稅收貢獻本身較小,失業補貼最高共需要1618億;3)銀行面臨的潛在壞賬小於撥備+年利潤。「憂」:

但面臨的挑戰仍大:4)參考2023年去產能速度,若考慮存量在建工程,投資的拖累可能更大;5)資產質量問題可能約束銀行放貸能力;6)與2023年相比,本輪去產能週期缺乏新增長點。「喜」:

經濟能夠承受供給側改革衝擊在極端假設下,我們假定工業企業中虧損最為嚴重的30%都面臨出清壓力,也將所有虧損企業都倒閉的情形作為乙個對比。整體而言,供給側改革對投資和消費的拖累都相對有限,且參考《關於鋼鐵行業脫困指導意見》等改革指導檔案,整個供給側改革的完成可能需要5年左右的較長的時間,整體風險更加可控。虧損企業對投資的貢獻不足0.

5%根據我們的測算,虧損最嚴重的30%企業的固定資產存量約佔整個工業部門的10%,假設固定資產投資與存量成正比(事實上這很可能高估改革影響),對2023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的拖累約為0.5個百分點。如果我們把這個範圍擴大到所有虧損企業,其佔工業部門比重約13.

5%,對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拖累約0.7個百分點。虧損企業對消費的直接拖累也有限在就業方面,虧損最嚴重的30%企業擁有899萬的員工,根據虧損企業員工平均5.

6萬元的年收入,按照人均1500元/月的失業補助計算,職工收入下降約3146億,而目前中國人均消費傾向約62.6%,對2023年總消費的拖累約0.7%。

如果按照全部虧損企業計算,這一數字為1.3%。虧損企業對稅收的貢獻不大從行業劃分來看,房地產、批發零售、銀行和菸草業是目前國家稅收的主要貢獻,而全部產能過剩行業佔全國總稅收的佔比僅不足10%。

供給側改革從收入和支出兩方面同時對稅收產生影響。一方面,虧損企業的倒閉會減少稅收的基數,但事實上虧損企業享受稅收的優惠和減免,對整體稅收的貢獻有限;另一方面,按人均1500元/月計算,虧損最嚴重的30%企業如果全部倒閉,最高需要1618億的失業補貼(對比2023年財政支出17.6萬億),影響也可控。

銀行撥備+利潤足以覆蓋潛在壞賬在極端假設下,30%虧損企業全部倒閉,其擁有的債務全部違約,這將會給銀行部門帶來2.9萬億的壞賬問題,給銀行部門帶來較大的壓力。但截至2023年3季度,銀行貸款損失準備金達到2.

3萬億,銀行年利潤預期也超過1.5萬億,壞賬損失仍然小於銀行當前的撥備和年利潤水平,不會帶來系統性風險。如果供給側改革是在3年以上的時間長度中逐漸完成,根據我們的測算,對銀行的利潤拖累也相對有限。

「憂」:但仍有三方面的挑戰如果算上存量在建,投資的拖累可能更大在過去20年的經濟增長中,中國依賴於投資的拉動,資本形成對gdp的貢獻接近50%,遠遠高於發達國家不足20%的正常水平。而自2023年加入wto以來,中國的固定資產交付使用率一直處於較低水平,這意味著大量的投資仍在建設之中。

在1998-2023年的去產能週期中,紡織業等產能過剩行業的資產交付使用率上公升至超過100%,意味著投資的大量減少。而在本輪的去產能週期中,如果未來固定資產交付使用率(目前66%)重新回公升至2023年週期時的高位水平(79%),那麼對投資的拖累將會更大。壞賬問題可能限制銀行功能的發揮根據我們的測算,虧損企業的潛在壞賬風險小於目前銀行的撥備和利潤水平,系統性風險有限。

但債務的壓力上公升可能會影響銀行信貸功能的正常發揮,導致債務問題的加速惡化和對經濟增長的拖累。近期傳出的部分銀行對19個行業貸款進行限制或正是表現之一。新需求從何而來?

在1998-2023年的去產能週期之中,雖然投資和出口帶來了較大的拖累,但最終消費(包括**支出)出現快速回公升,對沖了對經濟的負面影響;而且隨著2023年加入wto,外部需求的增長對沖了內部矛盾,使經濟進入了新的發展期。但目前全球缺乏新的需求增長點,中國內部也面臨老齡化壓力,為達到「十三五」規劃中6.5%的增長目標,仍需要努力尋找新的增長點。

「供給側改革」對中國經濟有何意義

生產適合的,高質量的 可以極大的節約資源 供給側改革對中國經濟發展有什麼意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落實好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去產能 去庫存 去槓桿 降成本 補短板,從生產領域加強優質供給,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適應性和靈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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